谢觉哉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、政治家，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、新中国法学的开拓者、人民代表大会创造者、人民政权建设者。谢觉哉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部长、最高人民法院院长、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等职，为共和国的民主与法治建设作出了不懈的努力。

谢觉哉与夫人王定国育有5子2女，除长女谢宏生前是财政部的一位处长外，其余子女都是普通干部、职工。夫人王定国，被称为百岁女红军，晚年发起并成立王定国扶贫基金会。长子谢飘退休前在原国家外贸部工作，退休后从事社会公益事业，担任王定国扶贫基金会理事长。

2021年7月14日10时30分至13时30分，笔者采访了谢飘先生，3个多小时的访谈里，82岁的谢飘老人深情回忆了谢觉哉生活、工作中的细节以及为党、为国呕心沥血的奋斗历程。谢觉哉是人民的好公仆、好法官，将自己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伟大的革命事业、建设事业。谢觉哉的民主法治思想对人民政权建设、人民司法建设，产生过重要的指导意义，至今仍有现实的借鉴价值。

孜孜不倦 勤勉尽责

谢觉哉，名维鋆，字焕南，别号觉斋，清宁乡县九都沙田兰馥冲（今湖南省宁乡市沙田乡堆子村）人，新中国司法制度的奠基人。谢觉哉的父母、兄弟都是勤劳朴实的农民，母亲姜氏经常给他讲惩恶扬善的故事，“应该做好人”“为人办好事”，良好的家庭教育深植内心。位于兰馥冲的谢觉哉故居，保留有谢氏家族的祖训家规，包括为人处世的准则——爱祖国、孝父母、敬长辈、睦族邻、为友恭、重育人等。

1905年，谢觉哉考取秀才。1911年，谢觉哉考入湖南省立商业专科学校。毕业后，谢觉哉先后在云山中学、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任教，经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洗礼，走上了革命道路。谢觉哉曾协助毛泽东、何叔衡举办平民夜校、工人夜校。1921年谢觉哉加入新民学会，开始更多地阅读马列著作和各种进步刊物。

1924年，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，实行国共合作。同年，谢觉哉加入国民党，先后主编《湖南半月刊》《湖南农民报》，宣传民主革命思想。1925年，谢觉哉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他给家人的信中写道：“我国在这十年内若不振兴，必至亡国，说不定至于灭种，万不能在这要生不生要死不死的路上停滞。革命前途未可知，我已以身许党。”这表明谢觉哉从事革命工作立场坚定、旗帜鲜明、情感真挚。

1931年，谢觉哉在湘鄂西苏区工作，1934年调中央苏区，任毛泽东的秘书，后当选为中央民主政府秘书长、内务部长。1934年，谢觉哉与董必武、徐特立等一起参加了长征，一路上，他以苦为乐，经常给战士们讲故事、说笑话，鼓舞大家奋勇向前。

长征到达陕北后，谢觉哉历任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内务部长兼秘书长、司法部长、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等职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谢觉哉任中共中央驻兰州代表。1938年9月回到延安，谢觉哉先后担任西北区中央局副书记、边区政府秘书长、中央党校副校长等职。他在《参议会发言提纲》中，建议把参议会改为人民代表会议，使代议制的咨询机关转变成为权力机关，要求“运用民主到人民大众的各个生活部分去”，使人民代表大会成为人民行使权力的最高机关。毛泽东回信说，关于参议会改为人民代表会议，我想对内对外都是会有好影响的。因此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为我国根本性的民主制度。

1946年，谢觉哉任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，组织起草宪法、刑法、民法等法律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谢觉哉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。1959年4月，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，谢觉哉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。1964年，谢觉哉当选为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。1971年6月15日病逝。谢觉哉生前著述颇丰，已经整理出版的有《谢觉哉文集》《谢觉哉日记》《谢觉哉杂文选》《谢觉哉诗词选》《谢觉哉书信集》等。

推动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建设

1936年6月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机关由瓦窑堡迁到宝安县（今陕西省志丹县），作为办事处内务部部长的谢觉哉参与领导县、乡两级政府的民主选举。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成立后，谢觉哉担任边区参议会副议长。在民主选举过程中，结合陕甘宁边区的特殊情况，他创造了“投豆子选举法”“香头烧纸选举法”，使不识字的农民能够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。

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过各种形式，宣传民主政治的作用，提高群众的思想观念。1941年陕甘宁边区民政厅编辑出版的《陕甘宁边区乡选总结》，收录了宣传、普及民主政治、民主观念的民歌，包括《选举要认真》《选举小调》等。针对陕北地区流行民歌的特点，陕甘宁边区政府将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和理念进行填词、谱曲，口耳相传，取得了显著的效果。

针对历史上“苛政猛于虎”的教训，谢觉哉关照陕甘宁边区群众的实际生活，主张陕甘宁边区政府坚持务实的作风，因而也被有些人批评为“施仁政”。然而，他坚持倡导边区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关心群众生活，减轻群众负担，对精兵简政、大生产运动和边区政府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。谢觉哉强调的“人民政府”服务人民的思想，也成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努力的方向。

以身作则、身先士卒，是谢觉哉工作和生活的真实写照。他给家乡的儿子写信描述自己的生活——“起得早来眠得晚，能多做事即心安”。谢觉哉教育子女要做“有用”的人，做对国家、对人民有益的工作，要求子女“不许有特权思想”。

谢觉哉生活简朴、平易近人，有写日记的习惯，时常伏案工作。谢飘回忆道：“记忆中，父亲整天埋头写作。而且，母亲下地干活儿，父亲左右腿上各放一个孩子，边哄孩子边写作。记得有一次父亲骑马回家了，我要骑马玩，父亲就把我放在马背上，牵着缰绳在院子里转。忽然间，他想起了什么事，需要记录，就放开缰绳去了书房。马离开院子，越过水沟，将我从马上甩下，掉在水沟里，磕破了额头。后被大人们发现救起，按照当地的土方，挤点大人的奶水，往磕破的地方涂抹一下，就算进行了治疗。”

领导法院工作 探索人民司法道路

1945年11月，根据中共中央决定，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宪法研究会，谢觉哉为负责人，进行新民主主义宪法的起草工作。1946年4月23日，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通过《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》，全文共分5个部分、24条，规定了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基本原则、政权组织形式和各项基本政策。

谢觉哉作为中央法律问题研究会的主任委员，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观点，比如“实事求是，从实际出发，制定有中国特色的法律”“合情合理，即是好法”“新的法律，不只内容要冲破旧的范围，而且形式也不能为旧的形式所拘束，要使广大人民能够了解”。1948年8月，华北人民政府成立，谢觉哉担任政府委员、司法部部长，开办司法训练班，为新中国培养司法干部。新中国成立前夕，接收北平后，将原朝阳大学改为中国政法大学，谢觉哉兼任校长，为全国培养了一大批法律人才。

1959年，75岁的谢觉哉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。上任后，有人相劝：“谢老，您的年岁大了，法院的工作就挂个名算了。”谢觉哉回答：“最高人民法院是代表人民行使审判权的机关，是极其严肃的工作，杀一个人是容易的，而不错杀一个人就不容易了。在我们这样的国家，是不能靠‘名’吃饭的，个人也不需要什么‘名’，而要多务实。”谢觉哉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长，能够强调“不错杀一个人”“对人民负责”，无形中为人民法院的工作确立了严格的标准。

在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期间，谢觉哉先后视察了18个省、市、自治区的71个高级人民法院、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。谢觉哉通过调卷审阅的方式，对有些案件提出疑问，经过进一步调查，使案情水落石出，进而查明事实、平反冤案。

在司法工作中如何克服“左”倾错误的影响，谢觉哉作出了示范。他到陕西调研，平反了“王为业反革命案”。某县法院认为，王为业在整风期间，向毛泽东主席、周恩来总理和全国人大写了十几份信，谩骂领袖、攻击党的政策，判处其10年有期徒刑。王为业不服上诉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判决过轻，改判20年。他抗拒改造，又加刑4年。王为业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写了控诉书，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又将其改判为死刑。

谢觉哉认为：“人民群众对公社化、大跃进有不同意见，向党中央、毛主席、周总理写信，这有什么罪？”他建议有关法院对此案进行重审。当时，有人害怕重审此案可能犯右倾错误，顾虑较大。谢觉哉说：“如果不重审，这样的案卷存在档案室，几十年以后，我们这些人都死了，后人翻阅案卷时，会说你们这个时代是什么社会？写信都有罪，上诉还加刑，这可怎么得了？”最终，王为业无罪释放。难能可贵的是，为了不让有关人员受连累，他特地在案卷上注明“此案是谢觉哉改的”。谢觉哉以实际行动表明，司法人员只有勇于担当，才能坚持真理、纠正过错，最终作出公正的判决。

（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学校长助理、法治学院教授）